[52] 黄玉顺等主编：《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第49页。
自佛法西来，儒释之间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相互吸收与借鉴。2004年，中国政府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孔子学院落户韩国。
一方面是圈子内部少数人的坐而论道，另一方面是圈子外面多数人的无动于衷。2002年，来自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19个地区的2000多名华人，在中国孔子研究院隆重举行首届华人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友谊赛。1985年，由教育部主管，以研究孔子、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中华孔子学会（原名中华孔子研究所）在北京孔庙成立。在人国，当下许多孩子处于有人养无人教的状态，他们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大军的预备队，是许多体面家庭和父母永远的痛和掘墓人。七是在主体层面着力表率化。
为此，儒学教育要普适化：营造从蒙童到成人的儒化环境。然而，在一百多年的白话、普及化过程中，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中国原典多是书斋的、学派的、蒙学的，是经典自证的，它在个体的学子时代和学者生涯中有限地自我循环，是学问式的正解或未解之谜，尚未能成为歌哭、联谊、雅聚、行旅、养生送死途中的常识和资粮，未能成为农民、诗人、工匠、歌者、樵夫、哲人、渔夫、史官、武士、高僧、禅师、隐士、大师天才、匹夫匹妇、政要商贾、贩夫走卒……的习语和救赎。孔子研究院承担国际学术交流的职责，要引导人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的中国、当代的中国。
我这次来曲阜就是要发出一个信息：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围绕孔子研究，开个座谈会。办好中国的事情，要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所以我说，承认文化的多元性，一定要承认政治的多元性。
在曲阜建设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使国外学生看了三孔，再到孔子研究院进行深加工、再提升，体验中华文化，发挥曲阜文化的优势，是可行。孔子研究院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内唯一一家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学的专门机构，集学术研究、学术交流、文献收藏、博物展览和人才培训于一体，国家投入，精心设计，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建院以来围绕建设世界儒学研究中心，组织引领国际儒学研究的目标，承担了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课题，为开展社会科学项目研究搭建平台，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对外学生交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是非、美丑、好坏等基本的价值评判标准是传统文化的。这方面国际需求很大，供不应求。世界儒学传播，中国要保持充分话语权。要讲好中国的故事，像孔夫子一样，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能产生共鸣的表达方式。
一些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有成见国家也对孔子学院开放。例如，有的农民不识字，他的言谢举止，也无处不体现这种影响冯友兰把答案最终归结为中国的大陆性地理环境，其必要性在于回答得彻底。进而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而西方拥有科学的问题。
于是希腊哲学家也照样以这种用假设得到的概念为其出发点为。进入 陈晓平（华南师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李约瑟问题 科学技术 冯友兰 爱因斯坦 任鸿隽 。
毫无疑问，它大大地刺激了弹道学和抛物体研究。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这篇文章所提出和回答的问题使人不禁想起闻名遐迩的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对此，许良英先生的以下回忆是一个印证。任鸿隽的回答应该是：古代中国缺乏逻辑思维的传统，包括体现于数学的演绎逻辑和体现于实验的归纳逻辑。相应地，李约瑟问题可以用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加以表述，即： 表述一：就广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科学领先于西方，但近代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 表述二：就狭义科学而言，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技术领先于西方，但科学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而是产生于西方？ 在以上区分广义科学和狭义科学的基础上， 李约瑟问题的这两种表述是相互等价的。[6]任鸿隽：《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问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第32－33页。神仙用手指头点了几块石头，石头立即变成金子。
为什么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的传统？其回答是：中国人主要是顺从自然因而向内心世界寻求幸福的，而不是对抗自然因而向外部世界寻求幸福的。所以他们注定了要有科学，既为了确实性，又为了力量。
冯友兰在其《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中国产生她的哲学，约与雅典文化的高峰同时，或稍早一些，为什么她没有在现代欧洲开端的同时产生科学，甚或更早一些？[36]后来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这样谈到：中国曾经有不少著名的创造发明，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它们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阻挠。[30]李约瑟：《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李约瑟文献50年》下册，第477页。
其中译文收入《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3－42页。如果善的观念，并不包括理智的确实性和征服外界的力量，科学有什么用呢？[24] 冯友兰在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问题之后，紧接着回答为什么西方拥有科学？他谈道：无论欧洲人是向天上还是在人间寻求善和幸福，他们的一切哲学全都属于我所说的‘人为路线。
冯友兰把借助逻辑清楚地谈论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什么叫做正方法，而说它不是什么甚至不说它则是负方法。笔者基本接受这个狭义科学的定义，但要对这个广义科学的定义加以修正，即把分门别类的知识改为包含公共经验技术的知识。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事实是，当李约瑟看到爱因斯坦这封信之后给以强烈的反驳。我觉得，我自己是完全不能同意所有这些评价的，并有必要简单说明这是为什么。
[27] 至此，冯友兰便回答了为什么中国人和西方人在认识论或思维方式上有如此大的差别，即一个长于直观或直觉，另一长于逻辑或数学。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把思维方法的倾向性归结为追求幸福的倾向性，又把追求幸福的不同倾向归结为不同的生存环境。
[8]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页。由此看来，当年任鸿隽把经由演绎法和归纳法建立或组织的系统性知识作为狭义科学的区别特征是正确的，他据此回答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问题，其答案就是中国没有应用演绎法和归纳法的逻辑传统。
他们纯朴而天真，珍贵他们如此直接领悟的东西。对于任鸿隽－李约瑟问题，任鸿隽和冯友兰等人的回答主要是内史论的，而李约瑟和他以后的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回答则主要是外史论的。
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哲学里，知识论从来没有发展起来。在我看来，我们决不可以说中国哲学直到二十世纪初还没有走出中世纪。本文将对冯友兰的有关理论给以简要的评介。经验丰富性原则是对用于一个科学理论系统的归纳推理而言的，即要求该理论经受经验验证的内容尽可能地多，而经验验证的过程属于归纳推理的过程。
[14]托比·胡佛：《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2版，周程、于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3页。韦伯把近代科学在西方出现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精神，而冯友兰则把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缺少理性主义的精神，确切地说，缺少逻辑推理的思维方法，并且冯友兰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缺少逻辑理性的深层原因。
爱因斯坦的这种主观态度蕴涵着两个更深的问题，即：1、为什么西方人可以发现这两种令人惊奇的方法？2、为什么中国人发现不了它们？表面上看，爱因斯坦的问题只包含前一个而不包含后一个，因为他对中国人没有发现这两种方法并不感到奇怪。一、引言 90多年前（1921年），26岁的冯友兰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师从杜威先生），在系会上宣读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此文于次年正式发表于美国的《国际伦理学杂志》。
这三派之间的激烈论战是以墨家的失败而告终的，致使向内寻求幸福的自然派在中国思想史上长期占居统治地位。此外，任鸿隽注意到科学一词的歧义性，因而在文章伊始便加以澄清。